从增量优化到主动下沉，政策应如何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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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觉夏

它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且难以进行信贷，这使得小额信贷成为近年来金融当局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的公开数据来看，近年来小额信贷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但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改变银行在小微领域的客户基础和服务模式，这也成为业界担心小额信贷能否实现持续有效增长的原因之一。

由于大中型企业持有传统的有效抵押品，管理规范，因此从来不缺乏成本相对较低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金融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金融近年来逐渐充实了资本。然而，与上述资本需求者不同，小额信贷的规模变化主要取决于银行机构，这取决于商业实践、自身发展和对利率的高度敏感性。因此，引入政策推动银行机构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和创新是近年来发展小额信贷的重要途径。

2018年2月，原银监会提出普惠小额信贷“两增两控”量化指标，鼓励银行与税务机关、银行与企业合作，成为一个转折点。此后，关于小额信贷的政策文件不再仅仅是纲领性的，而是各种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相继出现。2018年年中，中央银行等部门除了定量评估支持小额信贷发展外，明确增加了金融支持、减税、优化经营环境等内容；2018年底，央行创建了tmlf(即定向中期贷款便利)，并增加了再融资的再贴现金额。今年3月，中国银监会提出要求五大银行将小额信贷余额提高30%。在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推动下，小微贷款迎来了大幅增长:央行和保监会的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普惠性小微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1.79%，比各类贷款增速高出9.2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家庭数量同比增长35.88%；2019年第一季度末，全国普惠小额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85%，同比增长19.1%。此外，据艾分析的《中国小额信贷行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如果政策和考核标准不变，2020年普惠性小额信贷余额将达到14万亿元，年均增长2万亿元。考虑到6-7万亿元的农村商业贷款，2020年纳入监管范围的小额信贷余额将超过20万亿元。

但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了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服务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信贷增量仍然是政策和政策效果的首要关注点，客户潜在需求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过去，受技术和能力的限制，少数能得到银行贷款支持的小微企业大多有足够的抵押品，满足传统银行贷款的基本要求。然而，大量的“长尾”小微主体已经难以进入正规金融服务的范围；由于金融服务的分层，小额信贷一直是当地中小银行的“主战场”。随着政策的调整，五大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大中型银行承担了规模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任务，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中小银行承担了下沉客户的任务，要求“继续下沉经营管理服务的重心”。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创新和供给下降的量化指标，短期到中期效果自然无法保证；同时，以资金和技术为支撑的大中型银行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小微企业的强劲竞争对手，进而不可避免地阻碍当地中小银行小微金融服务的发展。《报告》以一个大型国有行为为例，探索全过程网上融资模式的“微速贷款”，并根据资产、税收信息、抵押物等维度进行授信。，但它的创新性探索体现在网上信贷流程和外部数据的引入上，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产抵押担保的风险控制逻辑。那么中小银行有能力进行的创新自然就更加有限。从长期来看，小额信贷的有效增长难以实现，银行机构很容易陷入定量评估的怪圈。

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原因不止一个。一方面，银行的整体思路没有完全改变，不仅风险控制意识还比较传统，小额信贷也没有真正融入其长期战略。因此，大多数银行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模式探索和创新，导致服务客户仍然局限于小额贷款和担保的小微群体。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银行的逐利和规避风险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导致了这些机构更倾向于争夺“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因此很难真正获得广泛的信贷。因此，从政策角度来看，如果银行机构真的在小额信贷方面取得突破，就不能仅仅打着“保本”的算盘，自己去推动小微企业的发展。同时，量化或业务评估应在允许银行正常盈利的基础上进行，这样银行才有动力和资本进行探索和创新，小额信贷才有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要优化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包括行政许可和其他相关环节，应一视同仁，真正落实减税措施，并从政府部门建立对小微企业实体的关注和支持。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适度放松对银行机构小微贷款利率的关注，根据银行的实际业务运营成本和小微经济的风险溢价，综合考虑银行小微金融业务的盈利能力，引导银行业形成更加科学的微观金融逻辑。此外，在突破抵押、担保等传统模式的情况下，微型企业实体的信息必将成为微型金融服务的核心。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适度披露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数据，推动金融机构充分挖掘内部和外部信息，使金融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应用于小额信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