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乡村治理如何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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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邹平县魏桥镇的农村法律顾问在镇上的法律文化广场向农民讲解法律知识。董乃德摄(新华社)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而法治是最令人信服和可信的。德治可以有效地解决法律手段太硬、说服教育太软、行政手段太难等问题。只有“三个治理”形成合力，才能构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模式

随着农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积累，一些村庄的治理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有效治理是农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如何使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在不久前举行的2018中国(花园)乡村治理峰会上，相关专家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

自主是基础

制定村规民约，维护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农村基层制度

走进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高楼和繁忙的街道。这个贫穷的山村，曾经有“花园里没有花的村子的名字，但是穷人在草棚里的泥屋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数据显示，花园村占地12平方公里，人口6.5万。村庄的规模日益扩大，乡村治理的情况更加复杂。

"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花园村党委书记邵说，花园村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是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村规民约，提高村民的自律、自治和自我保护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张小山表示，制定村规民约、维护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习惯，是对传统社会优秀遗产的继承，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农村基层制度。村规民约往往凝聚了村民对价值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共识，对规范村民言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除了村规民约之外，有效的村民自治还需要依靠运行良好的村民自治机构。只有形成相对权威的自治机构，充分尊重村民的话语权，才能真正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浙江省桐乡市月峰村党支部书记沈春雷对记者说，月峰村正在积极建设一个由9名村民组成的人民委员会自治机构，这9名村民法律意识强，综合素质好，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帮助两个村委会与涉及利益的非固定人员一起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社会情况和民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经济研究部主任叶兴庆表示，实施村民自治可以减少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国家补贴，并有助于打破农村地区的传统宗族势力。

叶兴庆建议，由于许多行政村的范围在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一些山村，一个行政村涵盖几个自然村和村民小组。这些自然村和村民小组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新的自治中可能难以达成共识，这将影响自治的效率。因此，建议在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中实行自治，并缩小自治半径，使自治中的成员更加熟悉，更容易就一些共同利益形成共识和相互监督。

法治是保障

在人情复杂的村庄里，法律是最有说服力、最可信的

“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在人际关系复杂的村庄里是最令人信服和可信的。因此，法治是乡村治理和“硬治理”的底线山西省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党委成员于晓节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皇城村坚持法治教育常态化，每月举办一次法律讲堂，定期组织“以案论说”活动，促进党员干部和村民学习、相信和运用法律，形成了依法办事、遇有困难及时发现法律的思想和行为意识。

同时，借助政法部门“一村一警一律师”的力量，每户将获得一张法律咨询便民卡，每周一天集中调解，有效疏通法律咨询和疑难纠纷解决渠道，确保村干部和村法律顾问能够在第一时间依法调解解决。

岳峰村所在街道党委、政府成立了“法治”领导小组，村级成立了法律服务小组，由五名专业律师、检察院、司法机关和派出所工作人员组成。每月15日，为普通百姓(603883，门诊单位)提供专业法律咨询、简单法律文书等法律服务，开展各种法律宣传和送达服务。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姚志河村也将村民法律教育纳入村委会的议事日程，聘请当地知名律师担任村里的法律顾问，并设立法律顾问室，安排律师常年到村里进行法律教育，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促进干部群众形成亲法的思想意识。 相信法律，学习法律和使用法律，为合资企业和家庭搭建法律服务平台，促进村民和企业形成法律服务，发现法律和解决问题。

“无论是制定村规民约，还是村委会和各种村民自治组织开展活动，都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法治为保障。”张小山说，法治能从根本上引导和保障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社会诚信，确保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治理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也存在法律不完备、普法难、用法难、执法难、监管难等问题。“事出必有因，以人为本，以官无法，以权无法”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因此，要继续加强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降低依法维权成本，真正促进全民守法使用。

德治是支撑

民俗、家庭伦理、伦理等。，会产生法律“硬治理”无法达到的效果

许多专家认为，农村属于熟人社会，村民大多是家庭、亲戚、朋友、熟人、民俗、家庭道德伦理等。，它们具有无形的约束和管理作用，能够达到法律“硬治理”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无论是法治还是自治，都必须体现和引导以德治国，才能有效解决长期存在的法律手段太硬、说服教育太软、行政手段太难等问题。”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姚之河村党委书记孙认为，乡村治理中的德治，过去靠精神，现在靠发展，将来靠文化。

孙告诉记者，近年来，结合本地实际，直枝河村正在趁着活动大舞台上。一方面，它组织村民参加文化活动，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根据农村实际，通过多种形式的规划，表扬村民的善行，批判村民中的不良习惯和不良风气，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激发农村传统文化的活力，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使舆论明朗积极。

月峰村成立了由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和道德模范代表等11人组成的道德评价小组，以村党支部书记为协调人，参与对涉及村民的重大问题的监督和评议，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在道德评判团的建议下，一些普通人愿意参与的文化活动也得到了推广，包括文化馆、道德讲堂、文化茶馆、文化示范户、村级广场舞、太极拳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弘扬了新的社会风尚。

叶兴庆认为，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自治的事物将逐渐减少，法治的事物将逐渐增多，城乡将逐渐融合在治理体系中。但是，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德治，因为自治和法治都有成本，而德治不仅可以继承和发扬农村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有助于降低自治和法治的成本。

"要抓德治，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张小山建议任何制度都应该由人民来实施，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应该得到巩固。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抓住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害，进而抓住问题的根源。农村治理体系的基层领导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落实各项改革措施，使农村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有坚实的基础。(《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林火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