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家庭出身调查研究：寒门难出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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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李政道90岁生日，李中清(右)和父亲李政道合影。数字/受访者提供

Hosiyi

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正在向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敞开大门”

李中清:解读中国精英教育的源代码

本报记者/霍思怡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第837期《中国新闻周刊》上

李中清慢慢走向讲台。他有典型的“美国形象”和中国面孔。笑着，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的脸颊微微隆起，这与他的年龄无关，就像他的父亲李政道。

观众中的许多学生不知道他和李政道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主持人介绍他: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密歇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他是将社会科学的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先驱."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历史学家之一，无论从简历还是研究成果来看，李中清都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不是靠他的父亲来为自己扬名。

从小，他就想摆脱父亲的影响，所以他选择了与物理学完全不同的历史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努力练习汉语。他说话清楚，表达流利，尽管带有“美国口音”。"中国正在从一个考试国家向一个考试社会转变."他说。

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应邀作了题为“中华民国的高等教育和妇女教育及职业发展”的演讲。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历史”。从民国时期的高校个别考试到1952年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认为高考改变了中国。

父亲的影响

从小，李中清就经常听父亲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被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录取。由于战争，他以前几次辍学，从未获得任何正式的中小学文凭。

当时，我国高校普遍采用灵活多样的招生方式，自主招生和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到标准，他们也可以直接进入没有初中文凭。

进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和王的带领下，的兴趣逐渐转向物理学，并在大二时转到了西南联大。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他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芝加哥大学的教务长亲自写信给总统解释情况，李政道被学校录取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卡·费米的研究生。

此时，李中清停顿了一下。他睁大眼睛笑了。“所以，我父亲既没有高中文凭也没有大学文凭。博士是他唯一的文凭。”？

31岁的李政道博士毕业七年后，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非守恒理论，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中清经常从他父亲那里听说他的事业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高考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政道。

当李中清15岁上高中时，他告诉父亲，他不会学习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而是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

1970年，他以满分进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考古学家张广智，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从1974年到1983年，他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历史大师何炳迪先生。

何炳娣的研究领域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致力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构成和阶级流动。

何鹤在《中华帝国的晋升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两代约有40%的人出生在前三代的贫困家庭，中国教育和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具有很强的阶级流动性。

然而，自1865年以来，清朝的学者被官员的子女所垄断，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到家族与亲家的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受益者可能只有300个左右的大家族，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贺炳娣对明清科举制度和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示。他从科举考试中想到了高考。

在帮父亲处理大量学生的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自1979年以来，李政道牵头建立了中美物理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通过与美国大学的合作和该省设计的试卷，cuspea已经取代了托福和gre Wait成绩认证考试，这些考试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进行。

李中清每年都要整理100多份申请材料。令他惊讶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著名的老学校，以及偏远地区的大学，如云南大学和兰州大学。这与美国精英学生集中在常春藤联盟如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情况大不相同。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生逐渐变得集中，从最初的“遍地开花”到几所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对这种变化背后的逻辑越来越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周恩来特别认可的三个华裔后裔之一，他在复旦大学经历了中国的“革命”。

像任何一个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一样，李中清反对越战，因参加耶鲁学生运动而被捕，厌倦了冷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当时中国发生的“革命”有着天然的感情。

来到中国后，他发现革命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点和资本主义的缺点。由于语言障碍，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的态度很强硬，他们对我施压很大。我有点反感。”

另外两个华裔后代写了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也许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显然有科学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所以情感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成为李中清研究的开端。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带来了一个机会。

学生卡里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庆祝成立一百周年。为了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京大学提议将现有档案数字化。李中清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熟悉数据库建设，并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电子文件包含了大量关于学生身份卡的信息，其中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与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迟会生和时任负责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讨论了是否要将这些学生证的信息分别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测量方法进行分析。但是李中清不能保证能获得什么结果。

从1983年开始，他开始收集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数据，并建立了基于八旗户籍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京大学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学生身份卡的信息涉及大量学生的隐私，因此如何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学术研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影响学校的形象。

20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批评，“在一个贫穷的地方很难生下一个高贵的儿子”的说法广为流传。根据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最大不平等假说”，在特定的教育阶段，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第一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教育扩张的利益才会转向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运山后来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设。据她统计，从1978年到1998年，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约占30%，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从2000年到2011年，只有大约10%的农村孩子被北京大学录取。

学生身份卡为判断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路径提供了核心和最重要的信息。学生登记卡上的信息包括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背景、家庭住址和主要学历(学前毕业学校)等。少数学生登记卡还提供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状况等。

经过多次沟通和谈判，北京大学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可以使用它进行研究，而无需直接接触数据。

北京大学首次将1952年至1999年间64，500多张北京大学学生登记卡的数据手工输入计算机。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学生的名字和照片总是被隐藏起来。李中清的团队用数据库在电脑上运行统计软件，无法提取原始文件。

李中清说他们总共被允许进入博物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亮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获取数据的困难，他们在进入图书馆之前总是要开一个很长的会议来展示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最初以为村长可以算作农民，但经过计算，他们发现北大学生的家长中干部的比例有点低，有些人可能会质疑，所以他们最终把村长列为干部。

与北京大学相比，苏州大学更加开放。自2007年起，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年至2003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同时由北京大学进行分析。

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北京大学和苏大的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和省级高校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

2008年，研究初步完成。同年1月，李中清团队向北京大学公布了研究结果。

会议由现任校长、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林建华主持，学术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和社会科学部领导出席了会议。

现场的气氛有点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京大学确实有些担心，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惊讶的是，结果与他预期的大不相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更接近西方社会，而不平等的问题更为突出。

研究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上层阶级子女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

即使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的工农学生比例仍然相当稳定，可以保持在1/3到40%之间。

在美国，超过一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的最富裕家庭。

因此，新中国在实现精英教育学生多元化和给予中、下层儿童教育提升途径方面，通过高考的成绩不仅与自身传统(科举考试)相比是成功的，而且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种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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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到中低层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对工农开放教育”的政策，工农子女的比例有所增加。

1972年，苏州大学第一批工农兵学生中，56%是农民的孩子。然而，从那以后，农民子女的比例迅速下降到不到30%。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基本上退出了苏州大学，中农和上中农的子女比例也继续下降，而贫农和下中农的子女比例则逐渐下降。

1973年前后，两所大学的职工子女比例几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北京大学甚至超过30%，然后开始下降。

在此期间，干部子女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概率远远高于工农子女。李中清的团队引用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提到的数据。从1972年到1976年，通过大学推荐的学生中有70%是干部的子女或有政治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至谷底。1978年，江苏大学农民子女的比例下降到13%，这是1949年以后的最低点，后来又上升到25%。北京大学农民的子女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在15%至20%之间，在90年代保持在10%以上。

与农民子女的情况类似，工人子女的比例也大幅下降。整个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比例持续下降。自1989年以来一直在增长。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女比例已经超过20%。

研究指出，这一现象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的不断膨胀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仅占工农总数的1/3左右，到了90年代达到一半，其中许多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

从工农的整体来看，北京大学自1981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0%~40%的水平。自1981年以来，三年内只低于39%，1994年后超过45%，1999年后甚至接近50%。

这表明，中国的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之前，具有相当大的社会流动性，并具有向社会中低层阶级敞开大门的效果。

另一方面，复试后干部子女的成长趋势非常明显。在北京大学，干部子女的数量从80年代的20%以上增加到90年代初的30%以上，1997年达到39.76%。苏联干部的子女在20世纪90年代也增加到30%以上。

李中清观察到，在这个过程中干部的性质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恢复高考后，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的子女比例继续下降，但企业干部的子女增长迅速，2002年后达到一半以上。报告指出，这一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关。

从1952年到1999年，北京大学26.2%的学生是干部的子女，37.46%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19.97%的学生父母是农民，18.05%的学生父母是工人。苏达的数据类似。？

陈亮强调，他们的研究并不是要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变得越来越公平，而是要试图证明，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工农子女的入学机会肯定受到挤压，但中国的高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

“西化”趋势

截至1999年，大约有6500所中学向北京大学提供学生。其中，7.39%的北京大学本科生来自前五名的中学，占北京大学在校生总数的0.08%。中学(约200所学校)，占来源国顶尖中学的3.08%，已经培养了41.1%的北京大学学生。前5%的中学派出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派出了近80%的北大学生。

苏州大学的情况类似。

高考复试后，北京大学的生源更加广泛，从50年代的400到500所中学到1000所左右，一直保持稳定。然而，这一数字只占中国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总数的不到8%。

据教育部统计，1981年，中国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其中第一批重点中学696所。

统计结果显示，54%的北大学生来自这696所重点中学，不包括文革期间推荐的工农兵。

此外，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位于城市的几所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个重点中学。李中清的团队认为，越是不发达的地区，重点中学就越重要。

这些重点中学通过实施留校制度和强化训练，弱化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使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一样，在高考中胜出。

李中清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体制下，强调“勤奋”和“奉献”的学习方式确实弥补了城乡学生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因不同的出生环境而造成的命运差异，使中国大学学生的多样性得以形成和延续。

他总结道，如果乡镇学生想进入精英大学，他们必须首先进入所在县的重点中学。区县的经济和教育越落后，这个标准就越适用。？

然而，一直致力于促进教育均等化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刘运山对这一结论表示怀疑。在“沉默的革命:夸张的修辞:与陈亮，李中清等的讨论。”，她与应星合著，她指出，在资源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教师、实验设备还是学校条件，县中学都很难与大中城市的类似重点中学相比。

"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这是根本原因."

她指出，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所谓农村学生正在减少，其明显的表现是，在高考中获得高分的农村考生人数正在减少，这似乎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事实上，向前推进是高中教育的问题，向前推进是义务教育的问题。

李中清也承认，当他写这份报告时，是在2008年，那时超级中学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

当超级中学与自主招生等多样化的选拔方式相结合时，农村考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再次受到挤压。

据媒体报道，201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98.9%的自主招生名额和陕西省97.3%的保障名额被xi平安的“五所名校”(西工大附中、高辛一中、Xi铁艺附中、Xi交通大学附中、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所垄断。其中，西工大附属学校的保底和自考名额占全省的

2012年，清华大学研究小组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生活在直辖市的学生获得独立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是农村学生的5.5倍。在非农业户口的学生中，0.8%的学生可以获得离校资格，而农业户口的学生比例仅为0.3%。

2017年6月，李中清、陈亮等人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江山一代的人才——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型(1865-2014)》，将中国150年分为四个阶段:

从1865年到1905年，成功科举考试的官员和子女成为教育精英的垄断者。

从1906年到1952年，新的职业群体，如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传统的官员，并在教育精英的母体职业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从1953年到1993年，工人和农民或无产者的子女成为一个新的主导群体。

从1994年到2014年，工人、农民和无产者的子女混杂在一起，但所有者子女的优势逐渐显现。

李中清担心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逐渐失去现有的发掘人才的优势。

据调查，美国前30所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以及来自50%家庭的学生占全国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在短短20年间下降了一半。

李中清团队指出，如何保持过去“无声革命”的成就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陈亮仍然记得一个细节:当北京大学宣布结果时，在场的老师们突然意识到他周围有这么多像他们一样的农民家庭。现在，他们是科学家、学者、高中官员，掌握着许多学生的命运，甚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