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民众获得感 社保降费这道减法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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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制定政策时，政府需要权衡未来养老金缺口与当前企业减税和减费的关系。

2月22日，国家税务系统召开了减税、减费工作推进会，部署下一步工作，提出采取“硬”措施，进一步推进减税、减费工作。作为这一轮减税和减费的亮点，降低企业社会保障率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今年1月，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都公开表示，他们正在研究企业降低社会保障率的实施方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剑文等多位专家预测，2019年全国人大期间将出台增值税减税和社会保障费率下调等具体政策。

自2015年3月以来，国务院五次下调社会保障率，涉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养老保险。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障率仍然偏高，其中养老保险占“大头”，导致许多企业没有明显的减收费用的感觉。

今年两会期间，CPPCC全国委员会委员和NPC代表将对本轮社保降费提出哪些意见和建议，是否出台新政策大幅降低企业社保费率，以及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社保费率下调等因素造成的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值得期待。

降低社会保障率，迈出一小步

《社会保险法》规定，中国有五种社会保险，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中前三项费用由单位和职工共同支付，后两项费用仅由单位支付。

2009年至2010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中国决定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延期缴纳养老保险费。自2015年3月以来，国务院已五次下调社会保险费率。到目前为止，失业保险的总费率从3%下降到1%，工伤保险的平均费率从1%下降到0.75%，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从1%下降到0.5%。

然而，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障率在世界上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全球企业综合税/税率清单，中国企业在189个全球数据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综合税/税率为67.3%，其中社会保障税/税率排名第二。

中国较高的社会保障率与较高的养老保险率有关。根据规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定总缴费率为28%，其中企业缴费约为20%，个人缴费为8%。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例会决定企业出资比例为20%，2015年底累计资金余额可支付9个月以上的省份可分阶段降低到19%。此后，湖南、江苏、安徽等19个省都宣布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分阶段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政策期限为两年，去年4月召开的全国例会宣布将政策期限延长至2019年4月30日。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4月30日前，相关部门将出台措施，进一步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以与之前的政策接轨。

此前，几位社保专家告诉《泰晤士报》记者，目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相对较高，企业缴费压力很大，这是本轮社保降费的主要内容。“其他类型的保险费率几乎应该降低，而且它们的费率相对较低。空的减费幅度不大，效果也不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专家建议:一次性明确减费目标

去年两会期间，NPC代表提交的第5180号提案提出，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应降至20%以下，单位部分不应超过12%。在去年6月29日公布的回复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条件尚不具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回复中表示，目前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着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压力，部分地区的缺口不断扩大，这决定了养老保险目前和未来都不具备空大幅降低费率的条件。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表示，虽然各级财政部门在基金收支不平衡时应给予补贴，但如果减幅过大，将难以继续满足参保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期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月22日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9)，从2018年到2022年，无法支付养老基金的省份数量将保持在13-14个，接近中国省级统筹单位的一半，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全国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从养老金运作的角度来看，降低收费将不利于未来的资金缺口。根据孙洁的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0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意味着中国将在2030-2050年进入严重老龄化时期，届时养老金缺口将相对较大。

“一旦养老保险率下降，就不容易再提了。”孙洁表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权衡未来养老金缺口与当前企业减税和减费的关系。“目前，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困难问题更加突出。此外，中国的社会保障率在国际上很高，企业负担很重。因此，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势在必行。”

对于企业来说，降低社会保障率的呼声很高。根据《2018年中国企业社会保障白皮书》的调查，27.34%的企业希望社会保障率能下降8-10个百分点，占比最大；其次，22.34%的企业希望下降4-5个百分点。

“51社会保障”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余清泉向《时代周刊》记者表示，要吸取前几年“小步骤、多次”的经验教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广泛调研和精算分析的基础上，直接确定一次性减免费用的最终目标，并分阶段逐步实现实际执行，以响应社会号召，管理好企业期望。

余清泉解释说，“比现在低8-10个百分点”是最响亮的减收费用的心理预期。如果能够一次明确、直接地界定，如“三年内社会保障总费率降低8个百分点”，这一做法将有助于树立社会信心，为推进合规监管和实施延迟退休创造有利条件。

事实上，降低社会保障缴费基数也可以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余清泉建议将社会平均工资扩大到全范围，从而缩小社会保障缴费的基数范围。他分析说，社会保障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与平均社会工资挂钩。然而，社会平均工资统计一直存在城市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覆盖问题。如果将社会平均工资统计扩大到全面统计，与现有数据相比，它将减少，从而推动基数的下限和上限。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总费率名义上高达28%。但是，在实际征缴中，许多企业隐瞒或漏报参保人数，人为降低缴费基数。去年，中国实施了社会保障征缴机构改革。然而，原计划从今年1月1日开始，企业社会保障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的政策在北京等一些地区已经暂停。

余清泉建议，在合规方面应减少急行军，将“降低费率”与“打造真正的费用基数”相结合，可以有效对冲合规成本的压力，但不一定会导致基金总收入的下降。孙洁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她认为社会保障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这提高了征收的效率和力度。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可以缓解或抵消对企业支付负担增加的不利影响。然而，根据目前的情况，“第一，我们应该暂停收费，第二，我们应该先降低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