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艳玲：在大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中降低宏观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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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这是一个提供建议和意见、建立共识和绘制蓝图的会议。

这三场硬仗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2019年是关键的一年。两会前夕，国家商报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燕玲。

董燕玲指出，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值得高度重视。未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科学、平稳地“去杠杆化”。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来看，她认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制定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还可以降低发展中的宏观杠杆率。

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杠杆率迅速上升

Nbd:可以看出，近两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在政策和监管机构的积极干预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p2p等点对点贷款取得了成功，得到了清理和纠正，加密资产四处扩散，消失了，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迅猛，受到了强有力的监管，私营企业从大规模借贷到集中爆发债券违约，再到多管齐下的政策层面信用风险化解。你如何看待和评估中国近两年的金融风险及其治理？

董燕玲: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确实有所增加，管理层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和治理力度有所增强，治理效果明显。理论上，金融风险分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组合策略消除的独特风险，而系统性风险是投资者不能通过多元化投资策略消除的不可分散风险。在实践中，近年来，这两类金融风险在中国一直呈上升趋势。

你提到的p2p点对点借贷和加密资产存在很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被视为非系统性风险，具有不良的社会影响，但一般不会在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中产生传染性影响。非系统性风险主要是金融秩序的破坏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只要加强监管，就不会有连锁反应，也不用太担心。

近年来的金融案例反映了金融监管如何与金融创新同步发展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金融创新必然会不断涌现。如果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就容易产生非系统性风险。例如，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但在以前“一行三会”和分业监管的框架下，互联网支付业务、点对点贷款业务、股权众筹业务、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和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这使得监管空 0或监管冲突很容易发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新一届“一委一党两会”加强了监管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更强的监管制度，坚决纠正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非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一旦系统性风险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对国民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从2008年到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从141.3%攀升至261.2%。中国杠杆率最高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其次是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各部门杠杆率上升导致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2015年超过美国。杠杆率上升所固有的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非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来进一步监管

Nbd:在此之前，央行和财政部进行了一轮辩论，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焦点之一是如何抑制地方政府不断上升的债务风险。你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

董燕玲: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但这种债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变相的政府支持或隐性担保，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和灵活的ppp项目融资。目前，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口径和规模还没有统一的共识。根据相关机构的评估数据和我们的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总体上是可控的，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对生活负责，责任倒置”后，地方政府防范债务风险的意识明显增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潜在风险。

Nbd:对于进一步防范和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你有什么建议？

董燕玲:对于非系统性金融风险，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有必要围绕振兴实体经济稳步、科学地“去杠杆化”。由于我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只要银行不存在重大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可以有效防范和控制的。将宏观杠杆率降至合理水平是银行体系安全运行的有力保障。

第一，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去杠杆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重振实体经济。只有实体经济逐步繁荣，各类经济实体，尤其是非金融企业，才有足够的还本付息能力，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杠杆率才能真正降到合理水平。因此，以振兴实体经济为中心的“去杠杆化”是平衡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

二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对我国高杠杆结构的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比率最高，而非金融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杠杆比率高于民营企业，因此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比率是当务之急。要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从根本上讲，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是轻资产、高产出的产业，资本产出比指标相对较小，因此即使在企业资产负债率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也会随着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而继续下降。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制定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还可以降低发展中的宏观杠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