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人口出生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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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匹配。这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调整人口再生产类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包括人口政策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计划改革等。

学者观察到

■胡敏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过去一年，中国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出生人口同比减少63万；出生率约为12‰，同比下降0.52‰，显示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下降”，这是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已经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来表达关注。这位官员给出的另一个解释是，根据中国人口变化抽样调查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较上年略有下降，但明显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年均1644万人，年均净增100万人，为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显示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

“两减一增”是什么问题？中国出生率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经济和社会？

客观看待当前中国人口出生的“增减”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党和政府历来对此十分重视。多年来，根据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阶段特征和资源承载能力，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和国家的人口政策进行了调整。总的来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根据联合国去年的最新估计，世界人口已达75亿，而中国人口接近14亿(2016年底mainland China总人口约为13.8万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9%。世界上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而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从人口增长阶段来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三次生育高峰。在高峰期，全国出生率达到36‰，这是由于当时的人口基数较低，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政策波动带来的“生育高峰”。当时，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给人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府及时调整了人口政策，人口从计划外的自发高增长进入计划可控的增长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把实施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提到了战略高度，把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出生率基本稳定在20‰左右，但各时期的人口净增长仍相当可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率开始迅速下降，近年来，出生率下降到12‰左右，并保持基本稳定。

根据发达国家人口变化的规律，人口再生产的类型是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结合形成的人口再生产的特征，它适用于一定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传统再生产型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型，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出生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伴随而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根据2017年的统计，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5%，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0.8%以上。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将“比例超过14%的社会”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但中国用了不到20年。从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标准来看，中国已降至1.6个左右。其中，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中国育龄妇女的数量逐年减少，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也在推迟。从性别结构来看，总人口的性别比例为104.81(女性为100)，男女比例失衡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

根据2015年出版的《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预测，中国20至64岁的劳动力与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将从2015年的6.5降至2030年的3.3、2050年的1.7和2100年的1.1。联合国人口计划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6.13亿。中国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从1900年的25.6%下降到1950年、1980年和2015年的21.8%、22.1%和18.7%。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必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应该仔细评估人口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从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医疗卫生技术和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的不断提高，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非常棘手的公共政策问题。目前，欧盟国家、俄罗斯、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严重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和社会发展。

首先，养老保障后续工作存在瓶颈。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代际支付“现收现付制”，这是一种以在职一代同期缴费的方式向退休一代支付养老金的支付方式。由于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会不平衡。由于积累资金的能力差，抚养系数会增加，现收现付制下的收支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险负担不仅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影响经济效率，还会压垮政府财政。因此，它将影响整个财税体系的正常运行以及就业市场、房地产市场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其次，社会人口的迁移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对于一个单一的社会来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更多的人将倾向于集中在大城市，这将导致城市拥堵和公共资源短缺，并对社会公共服务能力造成巨大压力。当移徙问题在国家之间出现时，它就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目前，美国和欧盟的“移民冲突”不仅引发就业竞争和社会福利竞争，还引发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

第三，人口结构的恶化导致社会困难。一方面，年轻人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消费力、创造力和活力急剧下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消费投资的周期，社会将趋于保守；另一方面，性别比失衡不仅导致更多受过教育的育龄妇女离家外出工作，还导致家庭观念的改变和同性恋比例的增加，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规则，这将给国民经济增长带来诸多负面外部性。

这三个问题在一些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掌握它们，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在将来重复同样的错误，并且不得不提前计划。

在人口战略规划中加强继续坚定政策的实施

应该说，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后，中国的出生人口在最近两年显著增加。根据全国人口变化抽样调查结果，2016年和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十二五”期间“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平均出生人数多142万人。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比“十二五”期间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二胎”政策的实施和二胎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独生子女出生人数下降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总体发展趋势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匹配。这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调整人口再生产类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包括人口政策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计划改革等。比如，要加大统筹力度，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平衡代际支付关系；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在财力条件下，落实家庭生育鼓励政策，延长育龄妇女产假福利，加强医疗保健，鼓励兼职，为有两个孩子的妇女提供相关服务的特殊补贴和免税；结合社会发展水平，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推出“全面二胎”政策。

当前，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即通过灵活的财税金融手段有效减轻城市生活成本负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那些愿意生两个孩子的家庭能够“生得起、养得起”。

(作者是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