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扶贫实践彰显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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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是第六个全国扶贫日。此前，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其他三人，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三位学者走出书房和教室，通过微观比较实验，找出营养、医疗、教育、金融、治理与贫困的关系，努力帮助贫困者，这是值得肯定的。

仔细考虑这个奖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发展和扶贫之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经济学。

西方发展经济学一直在寻找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一直没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大量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西方经济学没有彻底揭示贫困的根源，至少是因为它有两个缺陷:第一，它缺乏历史的视角。首先，贫困是一个历史问题。除了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外，重要原因是近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有扩大全球两极分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当贫穷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独立时，它们才能改变这种命运。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其早期的历史研究传统，进入了过于注重微观、建模和数理物理化学的刻板印象，因而无法真正认识到贫困的历史根源。其次，它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贫困是一个综合问题，而这三位获奖学者关注的饮食、医疗、教育、贷款等问题是直接影响贫困的因素。但更根本的是，必须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消除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体制基础，消除贫困的根源；需要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来组织群众，激发他们改变命运的热情；有必要消除各种利益集团对穷人的剥夺。总之，需要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体系。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已经脱离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将政治、社会和其他因素与经济因素分开。因此，他们只能从贫困家庭成员的个人情况出发，而不能触及社会和制度问题。所谓的贫困经济学反映了“经济贫困”。

由于这些局限性，虽然三位学者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一条控制贫困的道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贫困的本质》介绍了这方面的许多例子: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基层单位无力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学校水平低，商业组织拒绝向基层单位贷款，穷人缺乏参与意识，以及由于政府软弱或腐败而难以促进扶贫项目。尽管依靠慈善组织和外部援助可以缓解这些问题，但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改善仍然是杯水车薪。

这三位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彻底的社会革命，使穷人能够获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并为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强大作用，尽早在发展中国家普及基础医疗和教育，这已经超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基层松散、治理薄弱的困境。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向绝对贫困宣战，把扶贫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治责任。每年都有超过1万亿元的资金投入到贫困县和贫困村，300多万政府干部走上扶贫的第一线，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870万贫困人口被转移到不同的地方帮助穷人。仅在贵州省，就有184.5万“水土不能养一人”的山区居民得到了安置，他们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得到了保障。

中国扶贫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任何国际组织、慈善组织或商业组织所能达到的水平。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减少了超过8.5亿的贫困人口，为全球减贫做出了超过70%的贡献。这取决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果三位学者来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将能够更好地回答自己的问题。

海峡两岸的猿猴，也在耳边不自觉地不停啼叫，独木舟已经过了重重的青山。这三位学者的具体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扶贫实践中值得借鉴，但中国的扶贫实践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经济学的巅峰成果。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