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川”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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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上午，周小川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媒体中心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石立社

记者李丹丹

70岁的周小川即将告别已经成立7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

数字巧合的背后是15年的全职投资，从绿丝到银发的转变，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

中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中国的中央银行需要承担更多的使命，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外，推进改革需要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以保持金融稳定。

目标的高度和多样性决定了工作的难度。在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职业生涯中，“制度”和“平衡”两个词是必要的，他也多次提到过——从整体上推进体制改革，平衡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利弊。

他的工作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人民银行的治理日益完善，正在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央银行迈进，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在“深水区”的探索和尝试不仅有益，而且稳定；金融体系日趋健全，市场“四梁八柱”已经完成，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

“幸运”这个词是周小川对其央行行长职业生涯的冷漠总结。眼光独到的人很清楚，在周小川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结构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改革开放的实践者

临近退休，周小川只在公众场合露面了几次。自2017年以来，他已经在中国央行系统之外发表了五次公开演讲。

在五次露面中，他提到了改革开放。

像当代官员一样，改革开放的实践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从1986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到中国银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再到2002年12月担任中央银行行长，他的履历都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周小川多次强调，改革需要“体制”、“整体”和“配套”，需要优化和权衡不同的目标。毕业于系统工程专业的周小川可能更擅长、更有经验地进行这种系统性的整体改革和协调合作。

1988年，他与吴敬琏合作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作为“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一起获得了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时间证明，周小川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走到今天并不容易。他在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央行行长评论道。

周小川上任时面临“硬骨头”。当时，中国银行(601988)伤痕累累，坏账严重，资本充足率低，被一些外国媒体评价为“技术性破产”。

2003年非典期间，周小川向国务院作了《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重组》的报告。报告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外汇储备向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并详细设计了“四个部分”方案:核销实际损失资本——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从外汇储备中注入资金——在境内外发行上市。同年9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

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这很难；最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四大国有银行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列，不良资产率低、资本充足率高、盈利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整体改革理论中，改革的顺序非常重要。国有银行改革成功后，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等宏观系列改革逐步推进。

去年底，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说，改革开放改善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状况，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业已经发展到更高的市场准入水平和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

“双柱”探路者

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金融稳定变得越来越重要。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已成为三大战役的第一场。在这种背景下，“双柱”一词时有出现。一个支柱是货币政策，另一个支柱是宏观审慎政策，这是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创新。

虽然“双支柱”是一个新词，但回顾周小川在央行的岁月，人们发现，从很早的时候起，央行就试图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同时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不断探索央行的宏观审慎职能，努力减缓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

在他任职期间，货币政策完成了从行政管制到市场管制、从数量管制到价格管制的转变，工具箱变得日益丰富和完善。就像他选择穿iwatch一样，他对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务实的，富有创新意识。

2003年4月，央行顶住了各行各业的质疑，创造性地推出了央行票据来调节流动性。近年来，随着流动性创造渠道的改变，央行相继创造了新的工具，包括长期贷款、中期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这些工具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市场信息，而且疏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构筑了市场利率走廊。

从使用效果来看，过去15年中国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当然，这些操作不能称为完美。毕竟，高达170万亿元的m2余额在今天仍有争议。周小川曾表达过他对特殊时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感受。“现在回头看，如果我能及时退出就更好了。”。

宏观审慎政策的另一个支柱长期以来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但央行的探索和改进过程并不短暂。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剥离银行监管职能时，中国人民银行认为监管可以分割，但监管机构无法管理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必须由最后贷款人承担责任或由央行进行检查。因此，应该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后来的实践表明，这是正确的决定."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回忆道。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央行较早探索宏观审慎政策，许多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国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使用宏观审慎调整工具，随后《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探索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推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其核心是要求金融机构“量入为出”，不要盲目扩张和过度杠杆化。自2016年以来，该机制已正式“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系统(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到目前为止，精神创伤和痛苦制度一直在改进。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声音试图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描述为旧式的规模管理，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行政手段。”周小川指出，事实上，不应该这样理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三相叠加效应将更加突出。

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周小川也有未竟之事。他承认，当前的金融风险是实体经济结构失衡、反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监管体系和机制缺陷的反映。

就在周小川退休前四个月，国务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责任。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银监会和保监会受命起草重要行业法规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

这意味着周小川接班人在“双柱”领域的探索将会继续，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人民币的最佳代言人”

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离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多，并于2016年正式纳入sdr篮子...一路上，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理解和接受。

在这一过程中，周小川凭借深厚的专业积累、流利的英语表达和对人民币的不懈努力，被誉为“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佳代言人”。

2009年3月，在20国集团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了周小川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提到，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特别提款权估值的一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也可被视为权重因素之一。

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周小川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雄心，但市场的一致预期是“不可能的”。毕竟，从任何角度来看，当时的人民币都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部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之路》一书中回忆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是扩大金融业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减少资本管制三驾马车不断推进的结果。

事实上，很明显，近年来金融业已经对外开放，减少了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对美元的日内波动从0.3%逐渐扩大到0.5%，然后又扩大到2%，中国人民银行逐渐退出正常的外汇干预。

特别是2014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和投资大幅增加，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快车道，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人民币使用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扩大。

2015年恰逢特别提款权五年审查，人民币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同年3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访问了中国。事后看来，这次访问意义重大。当时，周小川与拉加德进行了深入交流，阐述了中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设想，并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初步介绍了中国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改革方案。

中国的改革计划深深触动了拉加德。她公开表示:“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不是一个是否纳入的问题，而是何时纳入的问题。”回到美国后，她亲自负责特别提款权的审核，并加大了推动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的力度。同年4月和9月，周小川在国际场合不遗余力地阐述了中国有序推进各项改革的计划。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该决定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周小川七年前的文章内容终于从“建议”变成了“事实”。

2016年，周小川与拉加德进行了专家对话，对话形式为拉加德提问和周小川回答。此次对话还勾勒出了中国下一阶段汇率制度改革的蓝图。

当时，周小川提到，汇率政策和汇率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要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化符合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也应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个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满足市场经济的更高要求，即汇率更加灵活，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本币与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方便，可以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