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信息量太大 深交所已为新经济做了这么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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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无疑是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个热门词汇。从海外上市的国内新经济“巨人”表达了对a股回归的希望，到“独角兽”企业热切期待体制改革尽快落地，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经济时代”即将到来。

“新经济企业是中国新动能的希望，也是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希望。允许创新型企业发行上市，对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必要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发源地。”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最近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

如何建设“中国新经济”的家园？

交易所能否接受拥有相同股份但不同权利的新经济公司上市？

无利可图的新经济公司能上市吗？

如何确定哪些企业属于资本市场关注的“新经济”企业？

王建军逐一阐述了这些问题，信息量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新经济是一个新的热点，但交易所开展的研究和各种制度政策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如何迎接新经济？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还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法规？

听听分解，大家:

拥抱新经济，深圳证券交易所做了什么？

1."交易所已经研究cdr很长时间了."

王建军表示，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a股上市障碍问题不能通过在交易所层面修改规章制度来解决，但交易所层面可以在交易规则和企业信息披露方面做好准备。

《上海证券报》记者从近期市场参与者和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的公开声明中了解到，可转换股票存托凭证(cdr)可能成为海外上市新经济企业a股回归的更现实、更可操作的选择。

王建军表示，监管机构在这方面的想法并非“一时冲动”。“对cdr而言，交易所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为产品规则和系统做准备，但它从未被抛弃。到目前为止，各项条件都比较成熟，基本满足了这个条件。”王建军说道。

2.“把新经济放在创业板平台上，我认为是很有条件的。”

王建军表示，具有创业板开户权限的账户的平均交易经验和平均资产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可以推断，创业板投资者具有很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创业板的投资者适宜性已经引入多年，投资者已经适应并理解了制度安排，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市场改革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

“把新的经济企业放在这个平台上，我认为是很有条件的。”他说。

其优点之一是，自创业板开放以来，它设定了不同于主板的投资者门槛，同时实施了严格的投资者适宜性管理制度——原则上要求投资者具有2年的交易经验，并根据投资者是否具有2年的交易经验，分别设定2天或5天的冷静期；坚持现场开户和面对面风险教育的原则，要求投资者复制自愿承担风险的相关声明；要求会员实施交易权限管理，持续评估创业板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王建军也分享了这样的数据集:

——截至2017年12月底，只有30%的深圳a股有效账户进入创业板交易，只有20%的深圳a股有效账户在创业板二级市场实际买入。

这表明，充分的风险教育使投资者对创业板市场持谨慎态度，参与程度较低。

——截至2017年12月底，创业板交易权限在5万以下和10万以下的中资投资者占比分别为46%和58%，远低于深圳整体的75%和82%。

这表明创业板适宜性管理的实施改善了投资者结构，中小散户在创业板市场的比重明显低于深圳整体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底，近90%的创业板交易账户已经交易两年，远远高于不到50%的a股比例。

这表明创业板投资者具有相对丰富的投资经验，会员在说服交易经验不足的投资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同时，王建军还提到，一些大型新经济企业不必在创业板上市，主板和中小板市场也可以改革，为其提供制度供给。

为了迎接新经济，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1.规则应该增强无利可图的新经济企业的包容性

无利可图的企业上市的大门没有锁上。王建军表示，现行证券法要求企业“盈利”，这不同于对即期利润的要求。“里面还有空。”与此同时，为了改革发行上市制度，增加对无利可图的新经济企业的制度包容性，有必要对主板ipo办法和创业板ipo办法进行修订。“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紧迫。”他说。

无利可图的企业必然意味着高投资风险吗？王建军认为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他透露，他以前曾与许多pe/vc机构交流过。在风险投资机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看来，一旦无利可图的新经济企业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它们的风险实际上要比二级市场亏损企业低得多。

2.建议修改《公司法》，完善二元股权结构制度的供给

王建军表示，在传统“资本合作”的基础上，新经济企业也具有一定的“人的合作”色彩，对股权融资与控制权稳定之间的平衡有着强烈的需求。然而，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股东表决权遵循“一股一权”，限制了以超级表决权股份为代表的双重股权结构的适用，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内双重股权结构的企业只能在海外发行和上市。

对此，他建议修改《公司法》关于一股一权的第103条，改为“同种类的每一股有相同的表决权”，同时修改第131条，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的配套制度。

原《公司法》是在新经济发展不那么突出的情况下制定的。现在，这个系统应该更包容创新资源。我们设计系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和使用资源，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方向。”王建军说，制度本身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它有障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改革它。

3.明确判断“新经济”的标准

资本市场增加对新经济服务的政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如何确定新经济中的企业是操作层面最关心要解决的问题。

王建军认为，“支持高质量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是给那些具有真正技术和发展潜力的企业提供机会，并不是说上市融资一定会成功。“这些机会是由市场提供的，而不是由监管机构提供的，因为投资者必须用钱来投票。”

他说，所谓的“新经济”不能用非常精确的标准来衡量，接受新经济需要一个过程，而不考虑制度和市场认知。他认为，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将估值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可能更为合理。但这可能是上市标准，而不是发行标准。如何确定哪些企业是新经济企业在分配上的选择最终取决于市场。

“无论企业能否做到，许多pe/vc机构在早期阶段就已经做出了深入的选择和判断，这也是市场机制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然而，这些被选中的企业可能不会成功。即使他们不再支持新经济，他们也可能不会走得太远，成长为伟大的企业，有些人会半途而废。今天的独角兽明天也可能会倒下。这是新经济领域的另一种正常状态，因此市场需要对这些企业宽容。”王建军表示，没有任何机构或机制能够准确筛选企业，但深交所将努力减少问题的发生。

他还提醒投资者，上市公司新的时候没有价值，旧的时候就没有价值。投资产品不是新鲜蔬菜，也没有新旧之分。能带来效益的是投资价值，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新的经济企业就盲目跟风。投资要谨慎，尤其是对不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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