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本篇文章3217字，读完约8分钟

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已成为2018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三年要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打好基础，重点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改革主线，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与房地产、金融体系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体系建设。那么到底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呢？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必须满足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秘书长许向《经济记者》表示，如果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使中国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全球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推进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是必然的。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讲话。核心要点是提醒大家，他们将进一步淡化未来的总扩张和高gdp增长，并更多地关注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告诉《经济记者》，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有两层含义:创新驱动和民生驱动，一方面，创新是主要的内生驱动力；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标准实际上是为了改善民生和福祉。

董登新表示，如何防范规避监管的过度创新和纯粹杠杆化的金融创新，是我们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和难点。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金融回报的来源，它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风险应该是可控的。董登新表示，从这方面来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是未来金融监管的重点。

从总供给来看，已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从总需求来看，主要由投资驱动，主要由消费驱动；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它是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许认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推进质量、效率、动力三大转变，通过提升不同层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逐步形成以市场配置和资源优化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体系，从而推动经济转型，提高发展质量。

首先，在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中，政府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仍然是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主要特征，这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涵盖许多方面，如价格控制、金融机构的准入和退出、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行政控制等。这并不排除获得财政资源的主体的偏好和歧视，无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

在现有的改革安排中，大部分只停留在有限的价格宽松，在更多的行政控制方面没有实质性进展。此外，企业的所有权差异仍然显著影响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国有企业不仅占据了一半的股票市场，而且在各种债务融资(尤其是银行信贷)方面也有更多的便利和优势。在当前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中，70%以上是国有企业的份额，远远超过其对gdp和就业的贡献。许对说道。

其次，从金融资源的分配渠道来看，银行业在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

比较中美居民的金融资产格局，中国居民主要是存款，虽然年趋势是下降的，但存款的比例仍然高达60%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居民存款的比例只有10%，而其余的证券和各种基金接近70%。在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市场体系确实有助于调动储蓄，启动大规模的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许认为，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种模式显然不能继续适应现代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不利于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据许介绍，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上升，偿债压力不断叠加。2017年第一季度，杠杆率高达239%，超过了欧洲债务危机期间一些欧元区国家的杠杆率。如此高的杠杆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债务偿还压力。自2010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中债务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超过了新增gdp，这意味着未来的债务偿还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借新还旧。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一再强调保持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最后，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仍然相对封闭。这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的地位不相称。对比中美两国2016年的资本项目，一方面，证券投资的资产和负债分别只占gdp的3.26%和7.22%，远低于美国。事实上，就连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印度，在证券投资项目上也比中国更加开放。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进口国，但与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许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也需要逐步开放。

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

中国金融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已经产生并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中国银行(601988)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董希淼对《经济记者》表示，未来中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压力还会更大，任务还会更重。随着金融机构一体化经营趋势的加剧、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技术手段的应用，金融风险将变得更加隐蔽、复杂和具有传染性。

这就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督手段将更加先进。现在我们有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比党的三次会议都要好。今后，党的三次会议将形成一种全新的协同监督、合作监督的格局。行业之间的监管不会有漏洞和冲突。各方面的监督效率可能会更高，监督也会更有信心。董登新说。

在金融学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关庆友看来，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揭示了未来监管的方向，2018年的位置特别高，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总是以问题为导向。过去几年的问题很清楚，政策布局自然也很清楚。例如，当2013年经济过热时，政策收紧了。2014年的经济衰退刺激了这项政策。当2015年经济稳定时，政策将保持中立，当2016年经济复苏甚至过热时，政策将收紧。然而，2017年是相当特别的，说它是好是坏，有些地方出奇的好，有些地方出奇的差。归根到底，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持续阶段，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关庆友说，他曾为年会定下基调。2013年很紧，2014年很松，2015年很松，2016年很紧，但2017年确实不同。

在关庆友看来，2018年的政策基调不是紧也不是松，而是没有基调。如果我们必须调整基调，那就是防范风险，这不像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那么简单，而是要防范长期风险。

有什么风险？关庆友表示，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金融风险。无论是房地产、实体还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根源都在于金融，核心是控制不合理的杠杆。对于企业来说，不要脱离自己的能力，使用过度的杠杆来支持太大的资产。对于个人来说，不要用现金贷款买房，也不要滥用你的信用。信用调查将更加严格。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渠道业务将成为历史，许可证将变得越来越规范，监管之外的非法金融活动将得到清理。就政府而言，它不应该变相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并承诺回购。政府借款的歪门邪道将被彻底堵死。

所有宏观政策也应该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但防范风险在不同的情景下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情况:如果经济开始新的周期，增长和通胀明显上升，那么防范风险意味着收紧政策和抑制过热。第二种情况:如果经济回到老路，增长和通胀大幅下降，那么风险防范意味着放松政策，维持经济底线。第三种情况:如果经济波动较小，有所下降或略有上升，那么风险防范意味着保持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变，重点是监管和整改。无论从客观经济形势还是本次会议的主观信号来看，第三种情景的可能性都更大。关庆友说道。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2018年不太可能放松。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加息，欧洲也在呼吁加息，包括我们香港地区。我们取消了金融机构合法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现在短期流动性的利率在不断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将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不会收紧太多，但也不太可能放松。董登新认为，利用强大的外汇储备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趋势，对我们的外部环境或内部改革都是非常有益的。